当前位置: 猕猴 >> 猕猴的形状 >> 亚里士多德是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曾做
尽管他仍相信“人类”是存在的,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思想的轰动性。普遍之物实际上是作为事物而存在,还是仅仅作为语词存在,这一问题将在后来成为中世纪学界极具争议的大问题。整个基督教神学体系的信仰大厦皆依赖于此。
然而对于其理论中的这剂炸药,亚里士多德尚未察觉。对于他生活的世界,他的观点绝对没有像一千五百年后那么具有挑战意味。他只是想建立秩序,而不是使人不安。他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动物学著作,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在保存下来的文本中,大部分是对于有生命的自然的研究与分类(而且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已经遗失了)。我们今天谈论解剖学与生理学,谈论遗传理论或行为学时,仍然沿用着亚里士多德的部分概念。
尽管“生物学”一词恰好并非来源于他,而是在18、19世纪之交,我们才在今天的“生命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它。但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毫无争议地是第一位,同时也是接下来两千年中最为重要的生物学家。亚里士多德做出了丰富的开拓性工作。然而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人们应当按照哪些标准区分动物,应当按照什么范畴来整理它们?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有血动物与无血动物,短期妊娠动物与长期妊娠动物,带有皮毛、羽毛、鳞片与甲壳的动物,冬眠与不冬眠的动物,短生育周期与长生育周期的动物,海洋、陆地与空中的动物,夜间动物与日间动物,拥有高度演化的新生幼崽与低度演化的新生幼崽的动物,独居动物与群居动物,向南迁徙的动物与不迁徙的动物。在这个未经整理的、拥有无数重叠与子集的、拥有各种包含或排他标准的世界中,现在什么才应被置于其他东西之上?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以柏拉图的风格去提问的话,就是,什么才是比其他东西更为本质的?他所做出的最高一级的区分,是有血液的动物与无血液的动物之间的区分。直至今日,这一区分仍将脊椎动物界与无脊椎动物界划分开来。第二层区分是从脊椎动物里区分出了卵生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与胎生动物(哺乳动物)。在无脊椎动物中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墨鱼、螃蟹、贝壳与昆虫之间的基本差异。与阿那克萨戈拉和德谟克利特相反,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了重要的遗传规则。
他的两位先驱都认为,新诞生的生物就是一个位于母亲子宫中完全被事先形塑好的其父母的副本。由此看来,万物从一开始就已经形成(创生的)。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受精鸡蛋的不同阶段并认识到,生物是按照一个纲要性的计划逐步被造就的(后生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确立的东西,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人类是血液动物、胎生的,且从身体上看并非动物世界中的特例。猴子看起来不是与人非常相似吗?因此在动物学中,人是众多动物中的一种?
如果一个人不是像柏拉图那样首先将目光投向理性灵魂,而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动物学层面上观察人,那么他就必须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人与猴子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不是全新的。对此,柏拉图沿用了赫拉克利特的两句话:“与人这个种属相比,最美的猴子都是丑陋的。”以及“与神相比,最智慧的人在智慧、美丽与所有其他方面表现得都像一只猴子”。但是柏拉图引用赫拉克利特并非出于动物学上的兴趣。这里顶多涉及了道德动物学,按照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看法,这种道德动物学将人类定位为宇宙中的混合物。
一方面,低级的东西、某些类似于猴子的特征,通过人的外形与身体的欲望栖身于人之中。而另一方面,人可以凭借对逻各斯的分有,凭借他的理性灵魂,摆脱这些低级的东西,获得一点点神性。然而,在人之中猴子或神各占多少,这对柏拉图来说就是一个关于其理性—道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我们不是神也不会成为神,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朝着神的方向奋发努力。我们并非生而为动物,但我们可能会向下沉沦为动物。一个堕落的“像猴子一样的”人将被惩罚在来世变成猴子,这个说法从隐喻中得出了一个阴森的现实。
由此可以说,有一些猴子源自人。柏拉图并没有说有相反的情况……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猴子的看法没有什么道德意味。虽然他也认识到自然的梯级能涵盖从植物经由动物与人直至恒星。但是作为标准的不是道德的完满,而是实体意义上的完满。从这个角度出发,人就可以凭借以下标准与所有其他血液动物区分开来,即人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并因此拥有“在所有被造物中相较于其身高最大的脚”。亚里士多德并不知道类人猿。
到了17世纪,第一群猩猩才出现在欧洲科学家面前。但是他所熟悉的猴子与人非常相似,这一点被这位细致的观察者注意到:“有些动物处于人类与四足动物之间,例如猴子、长尾猴与狒狒……雌性的外阴与人类女性的外阴十分相似,而雄性的外阴则更类似于犬类的外阴。”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有些特别:猴子应当是一种“中间形式”,因为它“作为两足动物没有尾巴,作为四足动物没有髋部”。之前提到过的,来自埃及作为家养动物而闻名的长尾猴统统都有尾巴。很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当时在地中海地区分布很广的没有尾巴的巴巴利猕猴被视为种属的范例。
随着“直立行走”这个特征被观察到,第一条重要的动物学标准就出现了,按照这个标准,人类可以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与之相反,在灵魂层面,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人与猴子之间很多显著的共同点:猴子也显露出多种多样的情绪,也悉心照料它们的幼崽。它们唯独不会笑,笑是一项人类独有的能力。当然理性同样是一项人类的宝藏,猴子不知道如何发掘出理性。其理由在这里仍然是人的直立行走。
按照阿那克萨戈拉的说法,人之所以是最聪明的生物,是因为人类有双手,亚里士多德则将这个说法反了过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因为人是最聪明的生物,所以才有双手。通过直立行走而获得解放的双手,这适用于合目的性的标准。双手应当是“一种工具,自然如同一个聪慧的人那样,总是能将每一个事物分派给能够使用它的人”。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真理似乎位于二者中间的某处。我们直立行走与一种偶然形成的相互作用有关,而肯定不是由于一种理智的预先决定。
有死的灵魂,不朽的精神从事动物学研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从最细微处到最宏大处探究这个世界。什么是基本的生命原则?这些生命原则如何被组织成更高级的形式?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从最宏大处出发,从世界灵魂的诞生出发,人类则分有这个世界灵魂。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灵魂规定为一种从最细微处向更高等级的发展过程,这就是灵魂的普遍的生命原则。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问题作为一个物理学问题来处理。对今天的一些读者来说,这种处理方式颇为奇特。然而在“灵魂”这个主题下,亚里士多德并不像后来的基督徒那样,思考罪与救赎。他也不像17世纪的笛卡尔那样,想到了“意识”。他也远不是后来的浪漫主义者的做法,即将灵魂与主观性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概念属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灵魂就是被组织起来的身体的形式,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灵魂将生命带入物质之中,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毋庸置疑。问题仅仅在于,这个灵魂的本性是什么。它是像德谟克利特认为的那样由众多最微小的部分组成,还是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精神?它是感官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超感官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对我们人来说极为重要且建构了同一性的灵魂,是有死的还是不朽的?如柏拉图所认为的,灵魂应当是与身体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是明确拒斥的。
结语他在植物和动物中观察到的每一个生命过程,其基本形式都是身体性的。确实,植物与动物的整个有机体就是以这种合乎目的的样式和方式被规定为生命,这种样式和方式使这一生命得以可能并产生出来。